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特征

（一）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普遍性調節機制基本確立

　　在普遍性調節方面，我國個人所得稅實現了從分類調節模式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混合調節模式的重大轉變。自1980年全國人大頒布《個人所得稅法》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長期實施對各類所得分類調節、扣稅即完稅的課征模式。2019年1月1日全面實施的新《個人所得稅法》確立起全員全額申報納稅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課征模式。新《個人所得稅法》將個人所得區分為綜合所得和分類所得，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界定為綜合所得合并計稅，經營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為分類所得單獨計稅，同時取消兜底性的“其他所得”稅目。在稅前基本扣除方面，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實施年6萬元的費用扣除標準，經營所得采用成本、費用及損失扣除標準，財產轉讓所得實施財產原值及合理費用扣除標準，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和偶然所得采取零扣除標準。在專項扣除上，實施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等專項扣除，實施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個人所得稅遞延納稅優惠政策，與社會保險體系等相互銜接。其中，確立綜合所得實施合并計稅，是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重大突破，為下一步提高調節的力度和精準性夯實了制度基礎。

（二）以稅負結構性配置為特征的差異化調節機制得以確認

　　在差異化調節方面，專項附加扣除的特別化調節機制得以確認，差別稅率的結構性調節機制得以強化。長期以來，在個人所得稅的分類調節模式下，綜合所得項目缺失使得專項附加扣除依存的課稅基礎不實，僅有工資薪金所得、經營所得可適用超額累進的差別稅率結構，其他所得缺乏適用超額稅率的制度空間。為深化稅負結構調整，2018年頒布實施新《個人所得稅法》堅持“調高”基調，對高級距綜合所得維持30%、35%和45%的高邊際稅率不變，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負為取向，擴大了3%、10%和20%三檔低稅率級距，為以低負擔促進納稅遵從、推動全社會形成綜合納稅申報的良好氛圍打下了基礎。同時，新《個人所得稅法》引入了對綜合所得特別調節的專項附加扣除機制，在費用扣除和專項扣除基礎上，增加六項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支出項目扣除。不同類型專項扣除的實施，相當程度上考慮了個人生存發展和家庭因素，其意義不僅是強化了調節的針對性，更重要的是確立了差異化調節的制度化機制，并與普遍性的費用扣除和專項扣除相結合，推動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形成了普遍與特殊相結合的系統化扣除體系。

（三）以科學征管和便捷征管為特征的稅收征管新機制不斷完善

　　在稅收征管方面，我國個人所得稅實施了累計預扣法和大數據征管相結合的新機制，個人所得稅征管的科學性、便捷性與遵從度大為提升。累計預扣法，是指扣繳義務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預扣預繳稅款時，以納稅人在本單位截至當前月份工資、薪金所得累計收入減除累計免稅收入、累計減除費用、累計專項扣除、累計專項附加扣除和累計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額為累計預扣預繳應納稅所得額。累進預扣機制的基本特點是，前期預扣率低，隨著累進工資薪金所得的疊加，后期預扣率提高，若每月稅前工資薪金相同，則年初繳稅少，年末繳稅多，若六項專項附加扣除均已預扣，則預扣稅額和年應納稅額大概率一致，納稅人匯算清繳的補退稅額將較小。同時，我國廣泛推行的網上辦稅、掌上辦稅、不見面辦稅等大數據征管新機制獲得納稅人普遍認同，線上匯算清繳與累進預扣機制相結合，極大地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遵從度和征管效率。